國有館藏文物數字化利用的法律規制

來源: www.pkckr.com 作者:vicky 發布時間:2020-01-11 論文字數:18844字
論文編號: sb2019121820161628930 論文語言:中文 論文類型:碩士畢業論文
本文是一篇法律論文,本文所討論的國有館藏文物資源的數字化,涉及的法律問題包括藏品數據庫建設和數字藏品版權。國有館藏文物數字化資源的保護與共享,是數字化利用的出發點與立足點

一、 國有館藏文物數字化利用法律規制的現狀
國有館藏文物的數字化利用主要包括兩個步驟:一是將文物的信息數字化;二是將數字化的數據信息加以利用。
2017 年全國第一次可移動文物普查結束,據統計國有可移動文物 108154907 件/套文物,通過省級審核的藏品總數為 1725748 件/套,其中文物總數為 1707106 件/套 ,數據資源庫的建立無疑為推進文物資源的數字化利用釋放了信號。
我國關于歷史文化資源數字化的嘗試發軔于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古文獻數字化為主要方向,以圖書館館藏數字化為先行者,十數年后發展形成較為成熟的文物資源數字化保護與利用。實踐中作為文化資源數字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圖書館館藏數字化開展較早,其經驗積累與制度形成對于文物資源數字化有所裨益。
“文物”一詞由來已久。文物作為文化遺產的下位概念,專指有形文化遺產即物質文化遺產的總稱。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左傳》一書中首次出現“文物”一詞,南朝宋時期范曄《后漢書·南匈奴傳》皆有所提及,彼時僅指有關等級制度的禮樂典章。唐宋時期,“文物”在指代前朝遺物的基礎上,經金石之學發展而成為代表一切“古物”的普遍性概念,沿用至明清。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文物一詞出現于民國《舊都文物略》,并且進一步將“不可移動文物”這一下位概念納入其中。
我國文物分為可移動文物、不可移動文物兩大類是根據文物形態差異所作的劃分。按照文物收藏主體的不同,可移動文物可分為“館藏文物”和“民間收藏文物”兩類。與民間收藏文物的所有權、使用權均屬于私權的調整范疇不同,館藏文物根據其收藏單位性質的不同,其權屬有所區別。其中所有權屬于國家所有的可移動文物統稱為“國有館藏文物”。
同樣的,“數字化”技術的發展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20 世紀 40 年代,彼時的人們未預料到計算機技術的誕生正是人類社會進入信息化時代的契機。 “計算機之父”馮·諾伊曼用一臺采用二進制能夠存儲程序的電子計算機引領世人開啟了“數字化”進程。數字化是指利用比特(數字 0 或 1)將客觀存在的信息以一連串的二進制代碼進行處理、加工、存儲最終加以傳播的過程。從 20 世紀 50 年代肇始,歷經半個多世紀,數字化至今已發展至第四個階段,數字化語言也從單一的數字、英文符號轉變至“虛擬化”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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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有館藏文物數字化利用法律規制存在的問題

(一) 國有館藏文物數字化利用法律制度不完善
國有館藏文物數字化利用法律制度不完善,首先表現在數字化利用的法律主體規定缺位。館藏文物的數字化利用包含兩個部分,在闡述其法律主體時就需要從兩個方面入手。
其一是館藏文物數據庫的建設者。在“意見”的主要任務中明確提出,“加強文化資源梳理與共享。”“支持數字文化、文化信息資源庫建設”。可見,館藏文物數據庫建設是館藏文物數字化利用的前提。國有博物館是國有館藏文物數據庫的建設者。
作為館藏數據庫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電子賬冊,揭示了數據庫的基本性質,
同紙質檔案性質別無二致。對博物館而言,數據庫涉及藏品資源的管理與發布,是博物館進行藏品保護、管理與利用的重要依據。現行法律法規未見關于藏品數據庫的規定,根據“意見”,可知數據庫的功能在于“實現文物資源的系統梳理、分類整理和數字化進程,明確可供開發資源,實現文物資源的動態化管理”⑧。
其次博物館是利用藏品數字化資源進行二次創作,即數字藏品的開發者。基于館藏文物所有權的特殊性,《文物保護法》第五條規定“文物除法律有特別規定的均屬國家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博物館管理辦法》明確博物館為法人。國有博物館作為重要的國有文物收藏單位,享有對文物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的他物權。在此基礎上,博物館當然享有對其管理的實體藏品進行數字化的權利。同時文物藏品的特殊性,其版權已進入公有領域,博物館是當然的數字文物藏品的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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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有館藏文物數字化利用主體權利義務不明確
國有館藏文物數字化利用主體公開、共享、利用數字化文物資源既是權利也是義務。但是實踐中普遍存在數字化利用主體權利義務不明確,數字化利用意識淡薄,利用積極性低下的問題。集中表現在國有博物館在行使數字化的權利時,現有法律規范對數字化利用方式規定的模糊落后和國有博物館基于對數字化資源公開后可能面臨的版權糾紛,而對履行將國有館藏文物資源數字化的義務積極性低下。
有關國有館藏文物的數字化利用方式,現行法律法規并沒有規定,只在一些文件中提到,鼓勵推出諸如文物影視節目、圖書等多媒體出版物、開展博物館學習實踐活動等多種文物數字化利用方式。同時博物館利用館藏文物資源建設數字博物館、智慧博物館,也逐漸成為國有館藏文物利用的重要方式。
國有博物館對館藏文物資源進行數字化采集、利用、加工形成文字、影像、多媒體信息資源的過程中,形成的具有獨創性的數字化藏品,應視為新的作品,享有版權。以視頻片為例,一份視頻影像是以大量的文字資料為鋪墊,輔之以拍攝人員具有獨創性的手法、配樂、旁白解說等諸多元素最終形成的獨一無二的作品。
就現行的法律法規而言,有關文物數字化利用方式的法律規定模糊落后,往往只能依靠原則性條款中的“合理利用”來解釋。然而對于“合理利用”這一原則性的表述卻無具體法律條文對其加以詳細解釋。直接導致目前在認定國有館藏文物數字化利用方式上,在法律依據層面如無本之木舉步維艱。如今國家出臺政策性文件鼓勵各文物收藏單位乃至全社會拓展文物數字化利用,僅僅能起著一盞風向標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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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有館藏文物數字化利用法律規制存在問題的原因..............................10
(一) 國有館藏文物數字化利用法律規范偏重原則性.............................. 10
(二) 國有館藏文物數字化利用法律制度相對滯后............................. 11
(三) 國有館藏文物數字化利用法律責任追究乏力..............................12
四、國有館藏文物數字化利用法律規制問題的解決...................................15
(一) 完善國有館藏文物數字化利用法律制度...................... 15
(二) 明確國有館藏文物數字化利用主體權利與義務.......................... 16
(三) 健全國有館藏文物數字化利用行政執法機制..................... 17

四、 國有館藏文物數字化利用法律規制存在問題的解決

(一) 完善國有館藏文物數字化利用法律制度
上文中我們詳細探討了,針對國有博物館享有所有權的館藏文物資源,進行數字化行為的法律本質,是在行使著作權中規定的復制權。實體文物復制行為在法律上已得到了明確的規制,前提是必須得到文物收藏單位的授權和文物行政管理部門的同意。以滿城漢墓長信宮燈的原件與復制品,分別展于河北博物院與首都博物館為例,這種情況往往發生在文物收藏單位內部用于陳列展覽或科學研究。
在國有館藏文物數字化的過程中,涉及的法律問題大多圍繞數字藏品的版權。包括著作權合同、著作權的歸屬及后續的藏品營銷、版權交易等。數字藏品的設計開發,分為兩種。一是國有博物館內部職員進行,此方式容易產生數字藏品系職務作品或個人作品的紛爭;二是國有博物館委托、授權第三方進行文物資源數字化,數字藏品的創作視為委托作品,需要雙方對作品的版權歸屬和使用范圍進行約定。無論采用何種方式,數字化后的國有館藏文物資源會否形成新的作品甚至是匯編作品,都需要國有博物館事先簽訂館藏文物資源數字化協議,以維護自身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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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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